[58]参见孟勤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如前所述，这本《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是中国共和主义宪法观的一个宣言。多层次、交互循环的宪法商谈，形成了动态宪法的图景。
[2] Ｈ.Jefferson Powell, The Mor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6 n.16(1993). [3]〔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2页。到1990年代，共和主义已经成为了美国宪法学研究的首要主题。王旭的研究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宪法实践路径和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个整体反思。共和主义将政治看作全体公民在集体的审慎思辨中追求公益的过程，而公益并非个人偏好的总和，而是一个共同体所应该实现的价值。这种思路，将个体的、原子化的个人重新聚合为人民而突出其宪法价值。
实际上，王旭将许多宪法解释固有的问题解决办法也作为宪法商谈的路径，比如作为最弱的宪法商谈的非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比如作为弱的宪法商谈的弱法院模式下让立法机关和人民更多发言，避免宪法解释上的对抗，而走向对话模式。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此贯彻于从宪法制定到宪法实施的全过程的对话商谈中，不断参与对宪法意义的型塑。公共行政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面对社会问题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21]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执法方式的选取必须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为原则。官民矛盾的激化直接原因是行政执法的可接受性低，而可接受性低的根源在于行政机关对于恶法的刻板执行，依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处分行政权，即使意识到行政决定明显违背常理也只能依法执行。[12]面对庞大的恶法群，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毋宁说是对法治之背离，必将激起群众之抵抗而引发社会动荡。将便宜原则构建成为贯穿于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需要明确便宜原则的功能、地位，与其他基本原则之关系，选择适用时的优先顺序或位阶效力，两个以上基本原则出现竞合冲突时如何取舍或并用。
未经法制委会审核之执法属违反法定程序之行为而面临法院撤销之危险。[22]其次，便宜原则与法治原则间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之关系,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同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同等重要之地位，体现出柔性与刚性之结合。
[9]行政实践中便宜原则之适用则较为普遍，如对于中国式过马路之治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有明确规定，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处警告或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性之治、良心之治，绝不应归结为机械的规则之治。行政国的诞生将导致限权政府的破产，未来公法基础结构将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结构转向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规制的一元主导基础结构。如德国《违法秩序罚法》第47条第1项规定违反秩序之追诉，属追诉官署本于合义务之裁量。
[1]由此，对行政权的控制也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当下中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裁量控制研究趋之若鹜即可见一般。然行政裁量是行政权之核心， [10]行政裁量的存在永不消灭，压缩甚至消灭行政裁量是不可能的。依法治国要求依法行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如可达成行政目的之手段有一种以上，则必须选择对基本权利侵害最少之措施为之，即所谓必要性，又称为最少侵害原则。
其实，行政权的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在某些方面可能权力过大需要加以控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存在权力授权不足的局面。二是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可以依据案情裁量是否起诉，纵使案件契合起诉要件，检察官也可以在进行合目的性拷量后权衡是否需要提起公诉。
现有行政诉讼是围绕保护相对人个人权益进行构建的，是一种自益性的主观诉讼，对于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或履职不到位缺乏监督。公益诉讼采用何种方式启动关系到诉权配置与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现有行政法学界之研究主要有三种模式：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一元启动模式。
为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与公共利益需要探索建立一种新的以他益为目标之客观行政诉讼。[30]便宜二字容易被人误解为行政机关可以便宜行事，随意为之，不受拘束。由检察机关与社会团体享有起诉权的二元启动模式。行政机关在决定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就具体情形裁量不实施处罚是否更符合目的。依据行政法之本质其系针对违法性较低之违法行为，且侧重行政目的之达成，即若以其他手段足以达至行政目的时，无须非进行处罚。[14]传统行政法模式无法担纲型构、解释现代行政的重任，直视中国行政法之政治背景，建基于公民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平台上之合作行政法应运而生。
行政机关与民众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并非一般的互惠型合作关系而是一种代理型合作关系。随着犯罪轻刑化与刑罚个别化刑事政策的发展，及对刑事诉讼目的合理性考量与诉讼效率之追求，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纷纷采用便宜原则以终结刑事诉讼。
结语：严格执法与能动执法殊途同归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此即处罚便宜主义之规定，授权处罚机关对于罚款法定最高额3000新台币以下之行为斟酌具体情况，得免予处罚，而改以纠正或劝导代之。
便宜原则的确立赋予行政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处断权，但是这种处断不应是单方随意为之，需重视行政过程中与相对人协商机制之建构。因应变幻莫测的行政情境，需要确立便宜原则赋予行政主体在具体情境中便宜行事的权力。
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行政协商避免了单方决定的随意性，对相对人之主体性予以充分关注，促进了行政正义的实现，正义不仅要实现，更应当以人们可接受的方式实现。便宜原则与法治原则犹如水之柔性与山之刚性、与比例原则为授权与控权之关系，三者形成互相补充、相互协调的基本原则群。沃尔泽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分配正义原则，分配正义所涉及的物品具有多样性，因此分配正义也是多元的，正义与不正义的分配是与时俱变的。
[34]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协商是二者交往理性的直接体现，交往理性强调通过主体间交往行为达成共识，强调从自我为中心的理性向主体间理性转变。行政机关为赢得外界信任及实现其政策目标会常规性地进行自我规制。
行政权力天生就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在不断扩张、渗透的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行政权运行的失范。[18]国家事务之治理，应将百姓放在心上，人们乐于服从与接受，而仅仅是为了私利必将导致民众憎恨与反抗。
便宜原则的确立授予行政机关突破现有法律的刚性规定，但不必担心由此可能会对法治构成危险，便宜原则并非授予行政机关随意为之，辅之以必要的制约机制，定会对中国行政法治之发展有所裨益。四、便宜原则运行的制约机制 从字面上讲，便宜原则是指为方便应对具体的情形而采取的行事手段，而不是固定化的行为模式辞海对便宜原则是这样解释的：原指根据情况变化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新措施。
除了检察机关与社会团体外，公民也享有起诉权的三元启动模式。便宜原则的确立实质就是要给执法者一个保护罩去突破刚性的成文法，否则他们在迈向可接受性时就是赤身裸体的。（三）建立行政协商制度避免单方随意决定 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由于缺乏突破现有法律之裁量权，往往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在行政过程中只要执法者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存在选择与判断余地，行政机关就享有裁量权。
殊不知在我们对形式法治之路之殷殷向往中，形式法治正在走向式微。为提升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急需确立便宜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赋予行政主体协商裁量的权力。
[37]新修改的《行政诉诉法》虽然没有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由此看来，公益诉讼的提起可能存在由检察院主动进行，或者由民众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提供公益诉讼两种渠道。
便宜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之区别主要在于当违法行为符合违法秩序之构成要件时，行政机关是否应加以处罚。（二）确立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制度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的异化，监督的前提是信息公开，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西方谚语云：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的见的方式实现，这并非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正义。